1948年底，傅作义被夹在蒋介石与解放军之间，进退维谷，如同一根快被拧成麻花的线。

他亲手开启了北平城门，从“通缉战犯”到共和国部长，这番天翻地覆的转变，背后是周恩来宣读任命时，他当众失控的泪水与那句响彻会场的“共产党伟大”。

这份超越恩怨的信任，彻底解开了他心中更要命的死结。

1948年底，傅作义觉得自己快被拧成一根麻花了，这个结，两头都是死扣。

老蒋的电报，比催命符还勤快，身边无数双眼睛却像探照灯一样在他身上扫来扫去，这让傅作义后背发凉。他太明白了，在蒋委员长的棋盘上，他傅作义，连同他的几十万华北“剿总”，不过是一枚随时可以丢掉的卒子。

城外，还有即将进城的解放军，林彪的大军把北平围得跟铁桶似的，可就是不打。这种围三缺一都不玩的淡定，背后那股子自信，简直让人心里发毛。

这打的哪里是仗，这分明是在诛心，傅作义就夹在这中间，觉都睡不踏实。

他跟别的旧军阀还真不一样，想当年在山西，阎锡山玩的是土皇帝那套，把兵当家长工使。傅作义呢，却偷偷学了不少八路军的法子，搞官兵平等，关心大头兵的吃喝拉撒，他能叫出全营八百多人的名字，连谁家媳妇快生了都记在心上。

这种人骨子里就是红色的，在国民党军队里，就是个异类，他的脑子里想的还是岳飞那套“精忠报国”。

抗战还没开打，老蒋还在琢磨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时候，傅作义就公开跟手下讲，打日本人是民族大义，谁含糊谁就是王八蛋。百灵庙那一仗，他让全中国都知道，军人还是有血性的。

现在，这个死结就摆在他面前。是跟着一个早就众叛亲离的“老板”，把一座千年古都和几十万弟兄的命，全填进内战这个无底洞里？还是认清形势，给一个新的中国，也给自己和弟兄们，找一条活路？

他的亲闺女傅冬菊一句和平解放，让他豁然开朗，他决定在最后的时刻，投向解放军的一边。

1949年1月31日，傅作义下定决心，他保全了一座城，也给自己换了个“起义将领”的身份。可他不知道，自己心里头，一个更要命的死结，才刚刚系上。

他可是前华北“剿总”司令，跟共产党真刀真枪干过仗的。新华社公布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，他傅作义，大名排在第31位。一个“榜上有名”的通缉犯，一个放下武器的将军，往后的日子怎么过？

这些问题，他连做梦都不敢想。

1949年9月，北京，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，傅作义作为特邀代表，坐在会场里，浑身不自在。

放眼望去，全是以前的死对头，现在却要坐在一张桌上开会，等到提名国家领导人的时候，他的心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。

周恩来走上台，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，开始念名单，当他念到“水利部部长，傅作义”这八个字时，全场安静了一秒。

几秒钟后，这个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硬汉，突然用双手捂住了脸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嚎啕大哭。

周围的人全看傻了，周恩来赶紧走下台，关切地询问。傅作义猛地站起来，满脸是泪，用尽全身力气喊了一句：“毛主席英明！共产党伟大！共产党不得天下，天理不容！”

这句口号，在那个场合喊出来，却是一个人被彻底击穿心理防线后，最真实的呐喊。

这份信任，比千军万马的压力还大，直接把他给砸蒙了。

他想起之前在西柏坡见毛主席，毛主席问他，以后不打仗了，想干点啥。他随口说，自己对水利有兴趣，要是能解甲归田，就去黄河套捣鼓捣鼓水。

建国后，部长的大印是交到他手上了，可这印盖下去，管不管用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
建国初期，人心复杂得很。在不少人眼里，傅作义再怎么说，也是旧军阀，是“投降”过来的。傅作义很快就感觉到了，他批的文件不能服人。

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周恩来耳朵里。总理批文件的时候发现一个怪现象：别的部委报告，签名都是正部长，唯独水利部，签名的老是副部长。

第二天，周总理搞突然袭击，没打招呼就去了水利部。结果，傅作义的办公室锁着门。总理问秘书，秘书也一脸茫然，说好几天没见着傅部长了。周总理的眉头锁得更紧了。

可办公室一个干事接下来说的话，却让他一下子全明白了。

“傅部长说了，天天坐办公室里看报告，能看出个花来？治水得靠两条腿去跑，不到现场，心里没底。他去珠江看水情了，没个十天半个月回不来！”

他把办公室里的“名”，让给了副手，保证政令能通下去。而他自己跑去千里之外，干那个最苦最累的“实”。

从那以后，周总理就默许了水利部这个奇特的“签字规则”，而傅作义，也正式开始了他长达23年的“在野”部长生涯。

从1949年到1972年，他每年至少有三个月不在北京。他出门从不搞特殊化，身边就跟一两个技术员。1951年去淮河，车陷在泥里，离工地还有三十里地。警卫员急得团团转，傅作义二话不说，脱了鞋袜，卷起裤腿，跟着大家一起在泥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。

他有严重的老胃病，医生让他少食多餐。可到了工地上，哪有那条件。他就总在口袋里揣个冷馒头，饿得受不了了，就掏出来啃两口，喝几口凉水。

1957年，他终于撑不住了，在山西考察时晕倒在地，每次上堤坝前，他都得先吃一片预防心脏病的药，这成了他的固定流程。

1963年，海河流域发大水，天津告急。傅作义正重病在床，一听到消息，拔了针头就往一线冲。在没过膝盖的洪水里，他跟年轻的战士们一起扛沙袋，堵决口，最终保住了天津城。而他自己，累得差点直接栽倒在堤坝上。

他把后半辈子，全都扔进了治水事业里。这份投入，既是对当年那份知遇之恩的回报，更是他骨子里那份“在其位，谋其政”的执拗。

那个在战场上爱兵如子的将军，和那个在工地上心疼庄稼的部长，从来都是同一个人。1974年，傅作义病危，可他知道闭眼前，仍在关心水患。

当年在西柏坡，傅作义对毛泽东说：“我有罪。”毛泽东拍拍他：“你办了大好事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。”

这句话，傅作义用后半生23年的风雨奔波，做出了最漂亮的成绩。